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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是秦人故里,但秦人先祖是谁,一直是一个争论较多的问题。有的从伯益算起,有的从中潏算起。天水秦人的来历,也有“西来说”和“东来说”。据《史记》记载,秦先祖为颛顼之苗裔,其孙女修生大业,大业生大费。舜时,大费辅大禹治水有功,受舜赏赐,赐姓嬴。这就是嬴姓的起源,时间大约在公元前21世纪。大费即是伯益,他还掌管了为舜“驯鸟兽”的负责畜牧业的官职。禹的儿子启即位后,建立夏朝,封伯益的三个儿子大廉(鸟俗氏)、若木(费氏)、恩成,于费(今山东费县)、嬴(今山东莱芜)、秦(今河南范县)三地。
在商朝时期,嬴姓取得了诸侯的地位。据记载,嬴姓后裔曾受封为诸侯并建国的就有13个,他们受封后也就以国为姓。
自中衍以后,秦人与商的关系进一步密切。一方面,秦人与商王朝有了婚姻关系；另一方面,由于秦人对商王朝尽力效忠,赢得了商王朝的信赖。故在商朝末期,中衍的后裔中潏就为商王朝“在西戎,保西陲”了。秦人对商王朝的忠诚,甚至到了愚忠的程度。中衍的后代蜚廉、恶来,同为殷纣服务,周武王伐纣时,他们不但没有反正,还在助纣为虐,武王就杀了恶来。当时,蜚廉正在霍太山为商王朝镇守边陲,才幸免于死。从此,秦人就与所有的殷人一样,作了亡国奴,成了周人的奴隶。在周成王时代,蜚廉的孙子孟增又得到了成王的宠幸,使居于“皋狼”之地。孟增的孙子造父又为周缪王驾车,因功封赵城,故此一族由此为赵氏。一直到蜚廉的另一个儿子恶来革一支的后裔非子出现之前,“皆蒙赵城,姓赵氏”。
非子善养马,周孝王便让他在汘渭之间养马,果然“马大蕃息之”。孝王便对非子说:“从前你的先祖伯益为舜掌管畜牧,畜牧得到很大发展,所以舜给你先祖封地,并赐姓嬴。现在他的后代又为我养马,我也给你土地并封为附庸。”于是,给非子一块封地,并让他承继伯益儿子若木始封之地“秦”的名号。其地在今张家川一带,并恢复了他的嬴姓,非子从此称“秦嬴”。犬丘旧有的封地,由大骆的嫡子成继承。所以,秦人就有了犬丘和秦两块封地。至此,秦人始进入天水。
到了非子曾孙秦仲,正是周厉王时期,厉王无道,西戎反叛,消灭了犬丘大骆一族,并占领了犬丘。西戎的侵犯,直接威胁到西周的边境安全。周宣王即位后,秦仲的儿子庄公历经20余年后,终于打败了西戎,巩固了周王朝的西部边境。于是,宣王不仅把庄公夺回来的秦地还给了他,还把被戎人攻占了的犬丘一并给了庄公。从此,庄公又号“西垂大夫”。后来,秦人经过苦心经营自己的封地,不断向西发展,最终在今礼县一带建立了自己的都城,称西犬丘。
综上所述,我们就能明晰秦人发展的脉络。夏王朝的伯益和商王朝的费昌就是秦人的先祖。夏、商都是建立于山西、河南、山东一带的奴隶制国家,那么,秦人的祖先也就是生活在那里的先民。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秦人是从西部迁移来的观点。商伐夏时,秦人先祖能够顺应历史潮流,为商王朝灭夏立功,所以,秦人先祖在商朝一直是享有较高的地位,甚至封侯建国。但在周伐商时,秦人先祖却一味愚忠,最终被俘成为周人的奴隶。
关于殷的灭亡,一般认为是由于殷纣的荒淫暴虐,失掉了民心。而周文王仁义爱民,得到民心的原因。这显然是周人在自己八百年历史中刻意美化自己,把一次革命说成是“顺天伐暴”的结果。但在这之前,周人还是一个落后的农牧部落。文王作为部落酋长还亲自下田风谷,持鞭牧牛牧羊,可见其落后的程度了。相反,商王朝的经济文化的发展,已达到了空前的程度。这从大量出土的殷商时代的青铜器和甲骨文可以得到明证。不用说商业发展,仅农业而言,商人可以用大量的粮食来酿酒,而周人是绝对禁酒的,因为周人农业不发达,而酿酒是需要大量粮食的。至于周人以谷神后稷为先祖,并不代表他们的农业发达,仅仅表示他们对农业的崇敬。
其实,殷的灭亡,主要是殷末帝乙、帝辛(殷纣)两代,长期和东南夷发生战争,无力西顾,让周人钻了空子造成的。据卜辞所载,帝乙十年及二十年屡次征讨夷方,地点不是在山东就是淮河流域。帝辛一代,《左传》上也屡屡说他“克东夷而殒其身”,说他“百克而卒无后”。可见,帝辛继承父业,屡次用兵,终于把东南夷平定了,故尔他能“有亿兆夷人”作他的奴隶。俘虏有亿兆,战争可见惨烈,殷将士的损失也必定不在少数。就在这样的情形下,周人趁虚而入,殷纣王用俘虏兵对敌,卒致七十万的殷人“前徒倒戈”,遭了失败。这便是殷周之际的所谓征诛的实际。
只有三千奴隶的小奴隶主周人结果把有亿兆奴隶的大奴隶主殷人打败了。殷人之所以致败,主要是在帝乙、帝辛经略东南夷的征战上流血过多。而并不完全如后人所说的“殷有亿兆人而亿兆心,周有三千人而一心”这样简单的原因。
武王灭殷后,将殷地一分为三,派弟弟管叔、蔡叔和纣王的儿子武庚去管理殷的遗民,史称三监。无疑,秦人的先祖作为殷的遗民,也在三监管辖之内。武王去世后,由年少的成王即位,周公摄政。三监因不满周公摄政,于是反叛朝廷,周公用了三年的时间才平息了叛乱。平叛后,殷的遗民遭到进一步的分化瓦解。“殷民六族”被给了鲁公伯禽,“殷民七族”被给了卫康叔,“怀姓九族”被给了唐叔虞,还有些“顽民”被迁往洛邑。秦人先祖作为殷的遗民,自然要遭到再次的迁徙奴役。但很快,蜚廉的孙子孟增又得到了成王的信赖,得以赐地居住。到穆王时,造父更因驾驭之功赐居赵城。非子一代,更因养马之功,不但得到了封地,恢复了嬴姓,还成为附庸。算来,秦人的先祖从夏、商的鼎盛时期,到周初的奴隶地位,又一步一步奋斗到有了封地,是一个多么艰难而漫长的过程!
至此,我们就可以完全明晰秦人的先祖问题,并彻底否定“西来说”的错误论断。《天水通史》李学勤先生的序中有一段十分重要的文字,现抄录下来,以供佐证:“新发表的清华大学所藏战国竹简,有一种前人未见的史书《系年》,明确记载秦人的祖先是周成王时反周的‘商奄之民’,本居于东方,周朝平叛之后,把他们迁移到朱圉,命他们在那里防守戎人,朱圉就在天水地区的甘谷县境,在其南面即礼县发现秦公大墓的大堡子山。”至此,有关秦人来历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但还是有人坚持秦人西来说,提出了“东来的人会养马吗”这样可笑的问题。误以为只有西方的人才会养马。我们知道,马是人类最早驯化的动物之一,分布范围遍及世界各地。古代,马作为战争和农业生产的重要工具,受到特别的关注,并由专门官员管理。在中国,不仅西部居民善于养马,就是中原、东部、辽东乃至朝鲜、日本人同样都善于养马。早在舜时,秦人先祖伯益就掌管畜牧,其中很重要的一项职能,就是养马。那他的后裔非子养马,又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
在商朝时期,嬴姓取得了诸侯的地位。据记载,嬴姓后裔曾受封为诸侯并建国的就有13个,他们受封后也就以国为姓。
自中衍以后,秦人与商的关系进一步密切。一方面,秦人与商王朝有了婚姻关系；另一方面,由于秦人对商王朝尽力效忠,赢得了商王朝的信赖。故在商朝末期,中衍的后裔中潏就为商王朝“在西戎,保西陲”了。秦人对商王朝的忠诚,甚至到了愚忠的程度。中衍的后代蜚廉、恶来,同为殷纣服务,周武王伐纣时,他们不但没有反正,还在助纣为虐,武王就杀了恶来。当时,蜚廉正在霍太山为商王朝镇守边陲,才幸免于死。从此,秦人就与所有的殷人一样,作了亡国奴,成了周人的奴隶。在周成王时代,蜚廉的孙子孟增又得到了成王的宠幸,使居于“皋狼”之地。孟增的孙子造父又为周缪王驾车,因功封赵城,故此一族由此为赵氏。一直到蜚廉的另一个儿子恶来革一支的后裔非子出现之前,“皆蒙赵城,姓赵氏”。
非子善养马,周孝王便让他在汘渭之间养马,果然“马大蕃息之”。孝王便对非子说:“从前你的先祖伯益为舜掌管畜牧,畜牧得到很大发展,所以舜给你先祖封地,并赐姓嬴。现在他的后代又为我养马,我也给你土地并封为附庸。”于是,给非子一块封地,并让他承继伯益儿子若木始封之地“秦”的名号。其地在今张家川一带,并恢复了他的嬴姓,非子从此称“秦嬴”。犬丘旧有的封地,由大骆的嫡子成继承。所以,秦人就有了犬丘和秦两块封地。至此,秦人始进入天水。
到了非子曾孙秦仲,正是周厉王时期,厉王无道,西戎反叛,消灭了犬丘大骆一族,并占领了犬丘。西戎的侵犯,直接威胁到西周的边境安全。周宣王即位后,秦仲的儿子庄公历经20余年后,终于打败了西戎,巩固了周王朝的西部边境。于是,宣王不仅把庄公夺回来的秦地还给了他,还把被戎人攻占了的犬丘一并给了庄公。从此,庄公又号“西垂大夫”。后来,秦人经过苦心经营自己的封地,不断向西发展,最终在今礼县一带建立了自己的都城,称西犬丘。
综上所述,我们就能明晰秦人发展的脉络。夏王朝的伯益和商王朝的费昌就是秦人的先祖。夏、商都是建立于山西、河南、山东一带的奴隶制国家,那么,秦人的祖先也就是生活在那里的先民。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秦人是从西部迁移来的观点。商伐夏时,秦人先祖能够顺应历史潮流,为商王朝灭夏立功,所以,秦人先祖在商朝一直是享有较高的地位,甚至封侯建国。但在周伐商时,秦人先祖却一味愚忠,最终被俘成为周人的奴隶。
关于殷的灭亡,一般认为是由于殷纣的荒淫暴虐,失掉了民心。而周文王仁义爱民,得到民心的原因。这显然是周人在自己八百年历史中刻意美化自己,把一次革命说成是“顺天伐暴”的结果。但在这之前,周人还是一个落后的农牧部落。文王作为部落酋长还亲自下田风谷,持鞭牧牛牧羊,可见其落后的程度了。相反,商王朝的经济文化的发展,已达到了空前的程度。这从大量出土的殷商时代的青铜器和甲骨文可以得到明证。不用说商业发展,仅农业而言,商人可以用大量的粮食来酿酒,而周人是绝对禁酒的,因为周人农业不发达,而酿酒是需要大量粮食的。至于周人以谷神后稷为先祖,并不代表他们的农业发达,仅仅表示他们对农业的崇敬。
其实,殷的灭亡,主要是殷末帝乙、帝辛(殷纣)两代,长期和东南夷发生战争,无力西顾,让周人钻了空子造成的。据卜辞所载,帝乙十年及二十年屡次征讨夷方,地点不是在山东就是淮河流域。帝辛一代,《左传》上也屡屡说他“克东夷而殒其身”,说他“百克而卒无后”。可见,帝辛继承父业,屡次用兵,终于把东南夷平定了,故尔他能“有亿兆夷人”作他的奴隶。俘虏有亿兆,战争可见惨烈,殷将士的损失也必定不在少数。就在这样的情形下,周人趁虚而入,殷纣王用俘虏兵对敌,卒致七十万的殷人“前徒倒戈”,遭了失败。这便是殷周之际的所谓征诛的实际。
只有三千奴隶的小奴隶主周人结果把有亿兆奴隶的大奴隶主殷人打败了。殷人之所以致败,主要是在帝乙、帝辛经略东南夷的征战上流血过多。而并不完全如后人所说的“殷有亿兆人而亿兆心,周有三千人而一心”这样简单的原因。
武王灭殷后,将殷地一分为三,派弟弟管叔、蔡叔和纣王的儿子武庚去管理殷的遗民,史称三监。无疑,秦人的先祖作为殷的遗民,也在三监管辖之内。武王去世后,由年少的成王即位,周公摄政。三监因不满周公摄政,于是反叛朝廷,周公用了三年的时间才平息了叛乱。平叛后,殷的遗民遭到进一步的分化瓦解。“殷民六族”被给了鲁公伯禽,“殷民七族”被给了卫康叔,“怀姓九族”被给了唐叔虞,还有些“顽民”被迁往洛邑。秦人先祖作为殷的遗民,自然要遭到再次的迁徙奴役。但很快,蜚廉的孙子孟增又得到了成王的信赖,得以赐地居住。到穆王时,造父更因驾驭之功赐居赵城。非子一代,更因养马之功,不但得到了封地,恢复了嬴姓,还成为附庸。算来,秦人的先祖从夏、商的鼎盛时期,到周初的奴隶地位,又一步一步奋斗到有了封地,是一个多么艰难而漫长的过程!
至此,我们就可以完全明晰秦人的先祖问题,并彻底否定“西来说”的错误论断。《天水通史》李学勤先生的序中有一段十分重要的文字,现抄录下来,以供佐证:“新发表的清华大学所藏战国竹简,有一种前人未见的史书《系年》,明确记载秦人的祖先是周成王时反周的‘商奄之民’,本居于东方,周朝平叛之后,把他们迁移到朱圉,命他们在那里防守戎人,朱圉就在天水地区的甘谷县境,在其南面即礼县发现秦公大墓的大堡子山。”至此,有关秦人来历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但还是有人坚持秦人西来说,提出了“东来的人会养马吗”这样可笑的问题。误以为只有西方的人才会养马。我们知道,马是人类最早驯化的动物之一,分布范围遍及世界各地。古代,马作为战争和农业生产的重要工具,受到特别的关注,并由专门官员管理。在中国,不仅西部居民善于养马,就是中原、东部、辽东乃至朝鲜、日本人同样都善于养马。早在舜时,秦人先祖伯益就掌管畜牧,其中很重要的一项职能,就是养马。那他的后裔非子养马,又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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